《蓬莱小语》
一部记述台湾（雅称蓬莱）风土民情的笔记小说，现已亡佚，文字散见于各方志、笔记等，由曾经担任台湾民主国军务大臣的广西临桂人李秉瑞所撰写，由其宗族子弟等续写，据说内中有批评丘逢甲与其他台湾民主国人物的文句，而遭到敌对派搜购毁禁，称之为“伪托”。
本书也介绍台湾原住民，如描述出草的一段：“时人入山，常遇灵怪悲号回野，俗谓‘讨路费，散冥镪，可免。’遇怪悲号犹可，遇番悲号，则以首级为路费矣。”[1]这段话则认为在山中遇到魑魅魍魉，也比遇到猎首的台湾原住民好多了。
《大二宗图》（中古波斯语转写：Ārdahang）
在《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音译为《大门荷翼图》（帕提亚语转写：dw bwngʾhyg [dō bunɣāhīg]），是摩尼教用来阐释教义的图集，俗称《图经》，据说是该教创始人摩尼亲手绘制，以视觉图像来说明摩尼教的宇宙观以及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的情况。因已佚失，所以书中描绘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摩尼因此书获得画家美名，在摩尼教卷宗里通常会附以图饰来作阐述。而在该教寺院中设有经图堂，图与经并列。这部图经的地位仅次于摩尼教正典七经，可见其重要性。在后来的伊斯兰教传统中，摩尼并非以先知身份或宗教创始者为人熟知，反而是被当作一名艺术家。因绘制《图经》之故，人们称他为“画家摩尼”。根据古代波斯文学的记载，《图经》是一部前所未闻的非凡作品，是在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下诞生的经书；据说在公元11世纪末的时候，于阿富汗东部城市加兹尼还保存有一份《图经》。语言学教授吉田丰认为在日本发现的一幅中国元朝时绘制的《摩尼教宇宙图》中的内容就是来自这部《图经》。
《青囊书》
《竹书纪年》
西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战国竹简“汲冢书”的一部分，原无书名，因其编年体体例而命名为《纪年》，亦称《汲冢纪年》。《竹书纪年》是一部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被盗墓者所发现的古代史书，在四库全书之中为史部编年体[1]。它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注 1]，记录了从传说时代的五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竹书纪年于宋朝散佚。20世纪前后，经朱右曾与王国维等人考察先宋文献，重新辑录了古本的主要内容。《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观与意识型态大为迥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五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兵变和军事冲突，譬如，《史记》记载尧舜禹之间通过禅让来传位，而《竹书纪年》却认为舜和禹都是通过政变夺取王位。《史记》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迎接他复辟，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国中，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4]。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但出土的甲骨文显示，直至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祀[注 2]有人因此对《竹书纪年》的历史记载存疑。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战国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朝廷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5]，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6]，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7]。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分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8]。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晋文侯杀周携王”，与史书有极大差异。竹书纪年认为商朝的中宗是祖乙，而《史记》则认为商朝的中宗是太戊，在这个问题上，商代甲骨文资料则证明了《竹书纪年》的正确性。又如《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可能是指前899年4月21日，郑（今陕西凤翔或华县）地区清晨时发生的日全蚀[注 3]，可据此推定周懿王元年的真实年份[9]（也有学者对这个说法存疑[注 4]）。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本纪年中的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日食出自《诗经·小雅》“十月”和《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日食”，本是周代的无年代日食纪录和唐代以前的计算结果。
《三皇文》
为《天皇文》、《地皇文》、《人皇文》的合称，属于道藏三洞“洞神部”。 是唐代以前道士的必读书。内容记载鬼神谱系、修道要诀、驱除凶危的一些具体操作和符图与存思法等。古本《三皇文》今已佚失。据葛洪记载， 鲍靓于晋惠帝永康年中，入嵩山石室得《三皇文》。 鲍靓又师事左元放（左慈），受《三皇》、《五岳》劾召之要，后又传《三皇文》给葛洪。《三皇文》主要内容是“劾召鬼神”的符图之类，以及存思神仙真形之术。
唐皇室曾以三皇文为鲍靓所造，语涉妖妄，下令以《道德经》代之。南宋时，有道派将三皇文与洞神箓阶剥离，归之于灵宝，而以正一盟威箓以下诸杂录，天心正法，五雷诸法，考召之文，书禁之术，隶为洞神部。按《道藏阙经目录》所载洞神部阙经，当中除了三皇八帝之书，还包括了〈洞渊〉、〈北帝〉道法类的书籍。谢世维称最早三皇文的内容可从《无上秘要》〈三皇要用品〉与《八帝妙精经》〈西城要诀〉略窥一二，并指出《八帝妙精经》、《皇人三一经》、《老子中经》、《五符序》当中的三一传统可能来自共同的文化传承，而可追溯至汉代的纬书传统，与纬书《龙鱼河图》有关。刘仲宇认为《三皇文》仍保存于《道藏》本《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二六二，和《藏外道书》本《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三二当中。
《琅嬛记》
《兔园册府》
在唐代迄五代时用作民间私塾学童的启蒙读本，唐太宗之子李恽命属下杜嗣先编撰，也有传为虞世南所写。[书名中的“兔园”是李恽的园林名。全书以对偶形式记述古今知识，通俗易懂。元代以后失传。清朝时在敦煌石窟发现残卷，后失窃。现仅存序文残篇。《兔园策》因内容肤浅，故常被轻视，称之兔园册子。朱彝尊在《重刊玉篇·序》评价为“今之塾师《说文》、《玉篇》皆置不问，兔园册子专稽于梅氏《字汇》”。《新五代史·刘岳传》：“道行数反顾，楚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王季思《集评校注西厢记》“释故典处，不免兔园册子陋学”。
《坤舆格致》
李天经主持，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与杨之华、黄宏宪等一起合作翻译而成，全书共有四卷。原著是德国矿冶学家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德文巨著《论矿冶(De re Metallica)》论述当时欧洲矿藏的开采和冶炼的技术。汤若望把此书呈给朝廷后，崇祯皇帝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在户部尚书倪元璐《请停开采疏》上批示：“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据实奏报”。不过次年三月十八日，崇祯自缢于万岁山，明朝灭亡，致使此书来不及刊行与普及，后在的满清统治下彻底散失。
景教经典
（Jesus Sutras，直译“耶稣契经”）是唐朝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东方教会——景教所翻译的经书，其中借用了佛教和道教术语来阐释基督教教义，是最早的汉译本基督教典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亰。”《尊经》又载：“大秦本教经都五百卅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太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徵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卅部卷。”说明叙利亚宣教士阿罗本于公元635年抵达长安时，随身携带有东方教会的经卷530部。波斯僧景净于公元8世纪汉译了其中30部，但大多都未能保存至今。现存的经卷写本中，有六部是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分别为：《尊经》、《一神论》、《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以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
西卜林书（Libri Sibyl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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