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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教会调式与额我略圣咏

教会调式(Gregorian mode或church mode),即中古调式,为中世纪罗马教会统治欧洲时期的音乐所使用的调式,后来的人们称做“教会调式体系”。这些调式有一个共同特点:音阶由七个音构成,全部都是自然音,没有变化音,因此也称作“自然调式体系”。教会调式在当时被广泛运用在葛利果圣歌中,在经过大量的音乐创作之后,再由音乐理论家从音乐中整理出规律,方便规范音乐的创作。

中世纪以宗教为中心,是人民共同的信仰,也是音乐活动的中心。在历史潮流演变下,许多作曲家加入个人的创意,促成素歌的改变,例如朗诵句、续咏调等等,最著名的素歌就是葛利果圣歌。中世纪时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圣歌,像是赞歌、礼仪剧神秘剧,在公元六世纪末,教宗葛利果一世带头开始收集修订各地散乱的圣歌。历经了数个世纪的发展与进步,终于成为使用拉丁文的教会礼仪音乐。

最初的葛利果圣歌是口授传承,当作品数量渐渐累积,就开始以记谱方式记载下来,在大量创作和有记谱而得以参考的情况下,音乐理论家从音乐中整理出教会调式的理论,葛利果圣歌的调式理论能够逐渐成型,要归功于波爱修斯的《论音乐法规》(De instutione musica),和卡西奥多罗斯的《音乐论》(Demusica)等论著,他们在著作中,将希腊调式理论流传下来。

在公元八世纪时,查理曼大帝的秘书阿尔琴(Flaccus Alcuin,735-804AD)在他的著作《音乐》(Musica)中,将调式分为四类,共八个教会调式,分成四正格调式及其相对应的变格调式:多里安调式变格多里安调式弗利吉安调式变格弗利吉安调式利地安调式变格利地安调式米索利地安调式变格米索利地安调式,这些调式的名称来自希腊调式,承袭了希腊调式的理论,也影响了拜占庭的调式发展,等于是有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1547后,瑞士人文主义葛拉雷努斯 (1488-1563)于其著作《十二调式论》(Dodecachordon)提出伊奥利安调式变格伊奥利安调式伊奥利安调式变格伊奥利安调式两对新调式,共12个调式[1]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圣歌改革者发动西西利亚运动将教会调式重新编号。调式1至10维持原来的编号,并加入结束音(final)在B的罗克里安变格罗克里安,编号分别为11、12。而艾奥尼安、变格艾奥尼安则改为编号13、14,形成现在所见的十四种西方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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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我略圣咏拉丁语Cantus Gregorianus

又译为格里高利圣咏、格列高利圣咏、格雷戈里圣咏、葛利果圣歌等

西方基督教单声圣歌的主要传统,是一种单声部、无伴奏的天主教会宗教音乐。额我略圣咏主要是在第8世纪和第9世纪,法兰克人到达西欧和中欧期间发展起来,后来继续有所增加和编写。通常人们认为是教宗额我略一世发明了额我略圣咏,但学者们认为是在后来的加洛林王朝时期,综合了罗马圣咏和高卢圣咏而形成。

额我略圣咏共有8种调式。传统上,额我略圣咏由男人或男孩组成的唱诗班在教堂中演唱。


基督教会最初的时期,无伴奏的歌唱就已经是基督教礼拜仪式的一部分。直到1990年代中期,古犹太圣诗对早期基督教仪式和圣诗的影响得到广泛公认。但这一观点已不被学者接受,因为分析显示大部分早期基督教圣诗并没有歌本,而这些圣诗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已经有数百年未在犹太会堂中演唱了[1]。不过,早期基督教仪式却是融合了犹太仪式的元素,保存在后来的圣咏传统中。祈祷时刻来源于犹太的祷告时间,“阿们”和“哈利路亚”都来自于希伯来语[2]

新约圣经》中提到,在最后晚餐中唱了圣诗:“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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