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文字
恩西比底文字 Nsibidi ンシビディ文字
尼日利亚南部出现的古象形符号，很可能是一套语素文字。秘密結社専用に用いられる。ンシビディ文字はナイジェリアのイボ語、エフィク語、エコイ語などさまざまな言語を用いる社会で用いられている。文字は入れ墨にしたり、壁にチョークで書いたり、ヒョウタンに焼きごてで書いたりする。かつては布に刺繍することもあった。文字は垂直・水平・斜めのいずれも方向にも書かれる。 文字の数ははっきりしない。数千の文字があるというが、記録されているのは500あまりである。 ンシビディ文字の起源は明らかではないが、少なくとも数百年の歴史がある。 ひとつの文字が複数の意味を表したり、逆に複数の文字が同じ意味を表したりする。 ンシビディ文字の存在は、1904年にT.D. Maxwellによってはじめて外部に伝えられ、1905年に24文字が報告された。その後、1909年にJ.K. MacGregorが98文字を、1911年にE. Dayrellが363文字を報告した。
夜郎天书
一份在贵州省赫章县的彝族地区发现的古籍。由于发现地是过去夜郎国的国境，所以该古籍被称为“夜郎天书”。夜郎天书共有4480个字，以毛笔烟墨书写，由曲线和圆圈组成，笔划都像篆刻似的被屈折起来。笔画粗细不一，而且疏落有致。夜郎天书被当代历史学家认为是一条解开中国西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水平的线索，因为现时考古学的新发现，都指明当时周朝四周的民族，并非皆为蛮夷之邦，而是与周朝一样同样拥有高度的文化水平。
本源书 sawgoek
本源书又作本源字，“根书”、“根源字”。是壮族创世神话传说《布洛陀·造火》篇中记载到的一种传说文字。根据记载，布洛陀神从天上同时带给了人类文字与火，这种文字称作“根书”或“本源书”，有四千多个字符，为象形文字。但因人们不熟悉火的性能，将本源书储藏在屋檐之下，结果引发了一场火灾，烧毁了本源书，如此失去了文字。梁庭望、覃圣敏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壮族在没有文字的期间对上古时期已经消失的民族文字的朦胧记忆的表现。 刻画字、刻画文字（壮语：sawveh，“刻画字”；sawva，“虫字”）指的是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西部在文物上发现的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用于书写上古当地原著民族的语言的一种原始的表意文字，可能是上古壮民族的一种自源文字。兴于岭南地区（以广西为主）的新石器时期至青铜器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先秦时期），最早的例子与中原商代同期，并见于出土的石器、陶器、铜器。这些刻画文字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征，但因出土材料的匮乏，且多为零星残书，致使目前尚未解读，亦不清是否达到表意文字的标准。刨除重复的符号，目前发现约四百余个不重复的符号。其风格近似于浙江河姆渡遗址器物、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陶器、太湖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清江吴城商代遗址陶器、以及广东古越人遗物上的符号。大约在秦、汉时期，随着汉族文化在岭南的渗入，以及履行“书同文”政策的背景下，壮族失去了文字，秦汉至唐宋之间，未再见有刻画文字的痕迹[参 4]。唐宋时期，壮族籍借汉字的字型结构以及“六书”的造字方法，创造了派生文字——“方块壮字”，又作“土俗书”、“古壮字”等（壮语：sawndip，“生字”）。
仓颉书
相传是汉字鼻祖仓颉所写，总共只有28个字。由于年代久远，历来被书法家怀疑为汉儒刘歆所作，而学者刘志认为，此书是用古彝文书写的一段彝族先民祭祀的记录。由于黄帝和彝族均出于西羌，这一说法有一定的根据。学者刘志一将其直译为：“一妖来始，界转卧鸦杈，祭神青脑，祸小马念，师五除扫，幡斋解果，过鼠还魂。”(一群妖魔刚来到，树上乌鸦满天飞；割青宰羊祭山神，念经消灾骑马归；五位经师施法术，做斋完毕魂幡回；消灭鼠精魂归位。)
红崖天书
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晒甲山崖石壁上的神秘符号，被称为“南中第一奇迹”，和仓颉书、夏禹书、夜郎天书、巴蜀图语、东巴文、岣嵝碑文字和仙居蝌蚪文并称为中国八种神秘文字。天书并非篆刻，而是书写在一块长达百米，高达三十米的巨大浅红色石屏上，符号呈铁灰色，有数十个，大者如斗，小者如升，其形状若篆似隶。对其含义后人虽多有解读，但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对红崖天书的研究共有过三次高潮，分别为明朝嘉靖年间、清朝光绪年间和1990年代。[3]目前天书上的符号因遭到毁损而已大多无法辨认，而历史资料也存在很多矛盾和出入。由于天书既非阴文也非阳文，而是直接书写在石壁上的，无法拓印，在没有照相技术的情况下只能进行临摹，而历史上各种摹本之间有很大出入，有的多达50字，有的少至19字。根据《永宁州志》的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安顺知府翟鸿锡想要红崖天书的拓片，永宁州团首罗光堂便使用腐蚀液涂抹在字的四周以便进行拓印，这种破坏天书原貌的做法遭到了当地人的反对，翟鸿锡又命人用朱砂对原迹进行了修复。贵州提督徐印川在其后视察时又在天书中加了一个虎字，翟鸿锡以此时字迹进行临摹，共有二十多字。后来，天书字迹日益淡化，1996年时只剩下七八个字隐约可见。后人对其含义进行了多种解释，说法不一，莫友芝认为是大禹治水至此所留的遗迹，《安顺府志》认为这是殷高宗石刻，近代有人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石花，[7]有人认为是少数民族文字，但都没有充足证据。1999年，一名工程师声称红崖天书是明朝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后逃到贵州所作的声讨燕王朱棣的檄文，其理由是碑文上有“丙、戌”二字，断言这是指1406年的丙戌年，碑文上还有一个“允”字，是指建文帝朱允炆。但在古代，直呼帝王名字是大讳，而建文帝是于1402年失纵，何以会流落贵州，并于四年后写下该檄文，文章未能释除穿凿附会之嫌。根据其观点，红崖天书可能是运用了钟鼎文等篆隶书体，并对字形进行了肢解，亦文亦画。其文是伐燕诏檄，整个天书构成一幅图画，是御驾亲征图，文字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炆（御制）。
对红崖天书的首次文献记载见于明朝贵州普安州举人邵元善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所作的《红崖诗》，写道：
红崖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踯或成飞走象。
诸葛曾闻此住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粉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该诗不仅提到了红崖天书，而且给出了对其含义的解释，即认为是诸葛亮南征时的图谱示意图。
巴蜀图语
又称巴蜀刻符、是在今四川省及重庆市附近地区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的文物上发现的一些图形符号。巴蜀图语主要分布在铜兵器、铜乐器、铜玺印等器物上。典型的巴蜀图语是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等，由于其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巴蜀部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据推断巴蜀图语可能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图语超过二百多种，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的，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巴蜀图语，在文字起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仙居蝌蚪文一样完全没有被破解，它的解读将对了解古巴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揭开三星堆文明的秘密关键。相传汉字是由夏禹和他的巴蜀妻子涂山氏带至中原的巴蜀图语演变而成的，这种说法虽然难以考证，却说明巴蜀图语与汉字之间可能有联系。
夏禹书
传说中禹所制书体，即钟鼎书或蜾匾篆，只有12个字。其中5个是古彝文，7个是甲骨文，直译为：“生地？子，留皮齐？，新尚往还。”意译为：“生地聂子，堕进齐春，欣尚往来。”现代白话译为：“荒野聂人，到了春天，喜欢往来。”记录的是聂人的生活习俗。由于混合使用古彝文和汉甲骨文，比仓颉书还要难以解读，说明了夏文化已经具有了高度的复杂性。如果可以证明夏禹书的真实性，则说明汉文字开始形成于夏代。
岣嵝碑
原刻于湖南省境内南岳衡山岣嵝”。相传此碑为颂扬夏禹遗迹，亦被称为“禹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关于岣嵝碑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罗含的《湘中记》、赵晔的《吴越春秋》；其后，郦道元《水经注》、徐灵期《南岳记》、王象之《舆地记胜》均有记述。2007年，岣嵝碑在失踪千年之后被重新发现，位于衡山云峰寺下的望隐桥附近，重约10吨，形状像一个桃子，高2米，底边长2.5米。但已惨遭村民部分破坏，砸成两半做了墙基。2010年12月传有拓本出现。碑文共77字，9行，第一至八行每行9个字，最末一行5字。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有人猜测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录，也有说是道士伪造。 明代杨慎曾撰禹王碑释文：“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历代对其内容看法不一，古代多认为是记录大禹治水的内容，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岣嵝碑”并非禹碑。如曹锦炎认为岣嵝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句代表他的父亲越王不寿上南岳祭山的颂词。而刘志一则认为岣嵝碑为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