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日记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最为传统的，重在记录史实的记录型日记，别称"古记录"。江户时代之前，书写日记的群体主要是贵族、神官、僧侣；江户时代之后，才扩展到幕府、各藩的官员、村庄的庄屋和名主。这些日记多用于记录公务；也有像《昭和天皇实录》这样记录一言一行的资料。

第二种类型是以某一主题为中心，情感丰富地书写的“主题型日记”。从这类日记中，可以窥见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个人思想和精神世界。这一类型包括从纪贯之的《土佐日记》开始的日记文学，记载旅途中见闻的旅行日记，以爱情为中心的私小说式日记，以及详细记录自身内心活动的日记。此外，即便不是文人或思想家，也有政治家如《原敬日记》或《原田熊雄日记》那样带有一定主题的记录，可以归入这一类型。

以上所述的日记，都是以供他人阅读为前提的。然而，到了近现代，随着日记数量的爆炸性增长，这种以供他人阅读为目的的日记反而不再占据主流。第三种类型的日记逐渐成为主流，它既不同于记录型也不同于主题型，更无需在意他人的目光，可以说是“自由型”日记。

随着公文书的编纂和报纸的发行，直接记录社会事件以传承后世的意义逐渐减弱。同时，对于不像文学家那样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紧张感的普通人来说，每天围绕某一特定主题书写的必要性也降低了。因此，人们无需在意他人的视线，仅仅为自己而写，这种自由书写的风格逐渐普及，许多日记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记录型与主题型的交融和模糊化。可以说，日记的书写方式百人百样，这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这类日记是否具有历史资料的价值呢？其实，它的价值非常显著。因为不需要顾虑他人阅读，写作者就没有必要撒谎，可以更加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此外，这种不拘泥于形式或思想的自由书写，反而为记录多样化的观点和看法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尽管单独来看，每篇日记在完成度或视角的稳定性上可能不如那些高度评价的文学作品，但它们在客观性上并无问题。而且，随着日记总量的增加，所涵盖的信息内容也变得更加广泛，其学术价值也随之提高。

此外，近年来还出现了第四种类型，即以供他人阅读为前提甚至为目的的大量博客。这些博客未来也将毫无疑问地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然而，关于博客还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如何收集和保存这些内容；第二是在大量多样的博客中如何构建有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的视角。这是阅读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今后需要解决的课题。

此次电子展览“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日记的世界”中展示的，是该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的日记，这些日记的作者多为近现代日本的政治家。因此，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于政治家日记的特点进行探讨。不过，关于这一主题，已有数本书籍提供了详细介绍（注3），因此这里仅作简要说明。

首先，政治家作为公职人员，影响力巨大，因此他们的日记具有类似“古记录”的价值，有助于确定史实。从这一意义上看，其价值显然远高于小学生作为作业写的日记。

第二，政治家的身份往往伴随高度的精英自尊心。特别是在强调纪律的军人或注重个人修养的官僚政治家的日记中，经常能见到记录型的书写方式，他们如实记录每日的言行。这不仅体现了记录型日记的史实传递功能，也带有主题型日记的性质，似乎希望通过记录自身言行为后世树立榜样。

第三，也是政治家日记最显著的特点，即其超越一般主题型日记，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展示倾向。对于政治家而言，主动向后世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在这种强烈的自尊心和自我展示背后，往往伴随着对负面信息的隐瞒。政治家的日记中很少出现关于金钱或女性（注4）的问题，即便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只要不利于自身政治立场，也可能被故意忽略或轻描淡写。当然，这种重大隐瞒往往难以完全掩盖，而发掘这些隐藏信息也是阅读政治家日记的一大乐趣。

从上述内容来看，政治家的日记似乎多为记录型或主题型。这是因为我们至今所看到的、换言之被公开出版的日记多属这一类。然而，从数量上来说，政治家的日记与其他近现代日记一样，无需顾虑他人目光的自由型日记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正如前文所述，这类自由型日记在确定史实方面的价值或许较低，但它们却包含了公文书或报纸中难以捕捉的人性深处的微妙情感与丰富内心活动。从此次“日记的世界”展览中，我们或许也能发掘许多这样的内容。

2. 幕末与明治初期的日记
从大正到昭和初期，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广泽真臣等幕末与明治初期的重要人物的日记被陆续整理出版。这一过程有以下背景：幕末的危机被克服后，大日本帝国完成了宪法的颁布，并通过日清、日俄战争的胜利，成长为列入世界八大强国之列的国家。为了揭示这段艰难历程，明治44年（1911年），文部省设立了以井上馨为总裁的“维新史料编纂会”，开启了国家主导的正式史料编纂事业。随后，大正4年（1915年），相关人士成立了日本史籍协会，并开始出版《日本史籍协会丛书》系列。这些重要人物的日记正是这一系列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出版目的，主要是为了表彰以藩阀领导人为中心的国家建设功臣。然而，与此同时，吉野作造、尾佐竹猛、宫武外骨、石井研堂等人也组建了明治文化研究会，收集了对明治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文献，并出版了《明治文化全集》系列。该系列中收录了名为“自由民权篇”的卷册，由此可见，这些研究引入了不同于国家建设视角的内容。可以说，这两种研究视角的汇流，推动了从这一时期起对近现代史的实证性与全面性的研究，开启了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新篇章。

与江户时代的日记类似，记录型日记仍然占据较大比例，其特点是多用汉字，文句简洁，专注于事实的罗列。这一特点与纸张的稀缺性可能不无关系。然而，即便如此，每篇日记中仍然能够显现出作者的个性。

明治10年（1877年）2月18日，西乡隆盛起兵并向熊本县进军的消息传到了东京的明治政府。大久保利通在当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道：“据传鹿儿岛暴徒侵入熊本管内水俣、佐敷等地，勅使出发被暂缓，立即奉命进行征讨，并任命有栖川宫为征讨总督。”（注：史料引文已部分改为现代文风）相比之下，作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则不仅记录了事实，还详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感。他写道：“此次薩摩的暴举必将引发一场重大危机，这是必然之事。我也决心随同征讨总督一同出发，全力以赴。近日来多次向三条大臣请求，今日再次寻求许可。此外，我还向大久保、山县等人请求他们尽力协助。我在政治上艰辛十五六年，自藩内以来一贯苦心孤诣，近来坚定者愈少，自己的意见也难以贯彻。〔中略〕我视此举为临终的奉公之役，心中壮志不息，向大久保再三恳求并详细陈述弊端。”

从大久保与西乡的关系来看，按理说大久保更可能在日记中详细抒发情感，但他却选择以简洁的记录型方式书写，这恰恰彰显了他一贯被认为拥有“铁血意志”的特质。反观木户，他通过饶舌的笔触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展现出维新时期人们以生命为代价投身政治的无畏精神。然而，这种饶舌并非仅因木户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而是因为“他通过写日记整理自己的思绪，或者说是为了整理思绪而写日记”（注5）。

无论如何，这两篇日记为历史研究带来的裨益是巨大的，并且至今仍作为一流的史料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被称为“藩阀第二代”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黑田清隆、松方正义等人并不热衷于记日记。虽然伊藤在外游时偶尔会写日记，但大隈重信甚至连写字都很少。并非他们缺乏作为政治家的自觉，而是因为他们往往以大量书信和文件代替日记。这一点上，伊藤曾提到：“书信是用‘带血有泪的文字’书写的，堪称叙述历史的绝佳史料。例如，我持有许多木户孝允的书信，发现其中内容与公开传记中所描述的差异甚大。书信是人类历史的记录。”（注6）他强调，书信作为史料的重要性在于揭示公文书记录背后隐含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因为，他们在书写书信的过程中整理了自己的思考。

尽管这些首相级人物少有日记流传，但周围的人却留下了相当多的记录，某种意义上说是幸运的。首先是宫廷相关人物，如佐佐木高行、德大寺实则、土方久元、尾崎三良等。这些天皇的近臣通常会详细记录天皇的言行，其中描绘了作为国事行为者的天皇形象之外，那些喜怒哀乐、困惑苦恼的私人面貌。

此外，还有一些阁僚级政治家的日记，比如樺山资纪、伊东巳代治、野村靖、宫岛诚一郎等。他们多数担任首相级政治家的顾问或信息员，因此日记内容相对详尽，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议会人物的日记则包括植木枝盛、田中正造、片冈健吉、西潟为藏、市岛谦吉、河野广中、龙野周一郎等民党系议员，以及对外强硬派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等。虽然部分记录仅仅叙述事实，但也常见到他们以赤裸裸的热情表达自己想引领时代的渴望。这种自由开放的精神，至今仍能打动人心。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另一种视角的明治历史。

以上所述日记是研究者较常利用的资料，但尚未被充分挖掘的日记也不少。例如，自古以来，人们在出差或旅行时经常会写旅行日记，而在幕末维新时期，许多出国者也留下了类似记录。对他们而言，异国所见所闻皆新奇，回国后自然想要传递这种惊叹。或者是出于异国他乡高涨的情绪，他们记录下了许多经历与体验。在“日记的世界”中，这类日记尤为显眼。此外，在因开国而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许多人为了应对复杂局势而拼命记录信息。这些日记无论是国外的见闻，还是国内遭遇的文化冲突，都展现了幕末维新期的“日常”已不复存在。即使身在国内，人们也无可避免地接触到从海外传来的新奇事物。

因此，这些日记成为研究文化冲突、异文化交流、反抗与接受、对立与共存的珍贵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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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治后期至大正时期的日记

明治后期到大正时代，代表性起点之一，是昭和25年（1950年）由原奎一郎编辑、乾元社出版的《原敬日记》。这本日记详尽记录了他倾注心血的政治活动，几乎是他人生的缩影。据说，原敬在每天的不同场合随手记录于手账中，晚上就寝前则花几分钟将当天重要事项用铅笔简要记录下来。到了周末，他会在别墅中根据记忆补充细节，细致地整理成清稿。可以说，原敬在“通过写日记推进政治”。这本日记中记载了他与无法轻易撼动的藩阀、山县派势力所进行的全力抗争，与藩阀政治家间的对话生动展现了双方的权谋博弈。每一场小小的交涉都形成了一连串的事件链，跨越了近25年，最终以政党内阁的成立——即原敬的胜利——画下句点。正因这种叙事的连贯性，《原敬日记》带有鲜明的主旨性。这种清晰的故事线，不仅让日记本身成为宝贵史料，也对后来的大正民主主义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者往往以这一脉络为基础，继续挖掘并研究大正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

随着更多新史料的面世，研究逐渐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新史料之一便是《田健治郎日记》。作为贵族院山县派的领袖，田的日记详尽记录了山县派内部及贵族院内部的动态，这些内容在《原敬日记》中完全没有涉及。举例来说，大正7年（1918年）8月，全国范围内爆发了“米骚动”，国内一片混乱。对此，原敬并未视其为寺内内阁失政的重大事件，而田健治郎则在日记中写道：“如今已成米价骚动之局。应借此机会果断推行这些社会政策，以打破俗物迷梦。”由此可见，田对事态的严峻性有着敏锐的感知，作为当时的政治家可谓洞察力非凡。

除此之外，其他重要人物的日记也值得一提。贵族院议员包括石黑忠悳、三岛弥太郎、水野直、黑田清辉、安川敬一郎、麻生太吉等；众议院议员则有政友会的小川平吉、村野常右卫门、野田卯太郎、永江纯一、横田千之助、伊藤大八，以及非政友会系的大石正巳、山宫藤吉等。官僚系政治家方面，有牧野伸显、仓富勇三郎、阪谷芳郎、西原龟三、后藤新平、江木千之、永田秀次郎、樺山资英、冈实等；军人方面，陆军的寺内正毅、上原勇作、宇都宫太郎，以及海军的斋藤实、财部彪、竹下勇等人。

从上述情况来看，留下日记的人数相当可观。在这一时期，市售日记本开始普及，许多政治家利用市售日记记录日常生活。日记书写的习惯不仅在国民间广泛传播，也深入到了政治家的生活中。此外，由于市售日记通常将每页划分为一天的篇幅，总体记录量显著增加。同时，记述风格逐渐向更自由的形式发展，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仓富勇三郎日记》。稍作补充，笔者在大学本科时期曾计划在毕业论文中引用此日记。当时查阅资料时，仅阅读一天的内容便耗费了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的时间，最后花了整整三天才读完。仓富日记用其独特的书写风格，详尽记录了当日发生的所有事件及对话，可谓一丝不苟。

总体而言，这些日记的出现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原本以“山县派对政友会”为中心的单一图式，逐渐被更加立体化的政治结构所取代。特别是薩摩派势力的作用，例如牧野伸显、上原勇作、樺山资英、宇都宫太郎、财部彪等人，通过这些日记得到了更加突出的体现，这一点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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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昭和时期的日记
昭和25年（1950年），《西园寺公与政局》（岩波书店）正式出版，收录了原田熊雄的日记。这一出版标志着昭和政治史研究的开端。原田熊雄担任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情报官。在昭和政治史中，元老的职责是向天皇提出首相人选的建议。随着军部的崛起，他们还充当了亲英美派的最后防线，同时肩负起保护皇室的重大使命。因此，西园寺本人虽常年居住在兴津或御殿场的别墅中，却通过派遣情报官与政界要人接触，探听他们的意见并传达自己的意图。在进入昭和时期之前，中川小十郎和松本刚吉曾承担这一角色，而昭和时期主要由原田负责。尽管松本也留下了详细的日记，但原田则更加有意识地将日记作为后世的历史记录。他的日记贯穿始终的主题是与军部的斗争。

内大臣木户幸一也从类似的立场书写日记，但与原田相比，更倾向于记录型的风格。西园寺的秘书熊谷八十三的日记也颇具特色。作为别墅管理人，熊谷并非政治情报官，而是以贴身管家的身份服侍西园寺，因此他的日记更侧重于展现“人性化”的西园寺。

昭和时期的日记出版与公开数量更为丰富。以昭和战前期为例，仅列举主要的日记作者就已涵盖多方领域。在议会相关人士中，有滨口雄幸、高桥是清、鸠山一郎、有马赖宁、小桥一太、齐藤隆夫、山口政二、冈田忠彦、大木操、小林次郎等。宫廷相关人士除了牧野伸显外，还包括东久迩宫稔彦、近卫文麿、大藏公望、关屋贞三郎、河井弥八、冈部长景、细川护贞、德川义宽、城英一郎等。军人方面，陆军包括宇垣一成、南次郎、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林铣十郎、阿南惟几、本庄繁、畑俊六、铃木贞一、冈村宁次、松井石根、宫崎周一、有末精三、片仓衷、今井武夫、中岛今朝吾；海军则有高松宫宣仁亲王、东乡平八郎、冈田启介、高木惣吉、加藤宽治、小笠原长生、宇垣缠、岛田繁太郎、泽本赖雄、冈敬纯、石川信吾、南云忠一。外交相关人士有重光葵、石射猪太郎、芦田均、天羽英二、清泽冽。此外，还有矢部贞治、松本学等人的日记。

稍作补充，笔者在研究生时期曾参与编辑真崎甚三郎的日记。据说，在二·二六事件爆发前，真崎因涉嫌参与而被捕，他将日记装入瓮中并埋在庭院中以防被搜查。这一时期的政治家面对可能危及生命的严峻环境，或许更感到有必要通过日记记录时代的见证，同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解释责任。

战后时期的日记
在战后，宫廷相关人士如木下道雄、寺崎英成、入江相政、卜部亮吉等人的日记成为重要资料。议会相关人士则包括安藤正纯、石桥湛山、绪方竹虎、石井光次郎、加藤镰五郎、佐藤荣作、楠田实、坊秀男、细田吉藏、河上丈太郎、和田博雄、平野贞夫、细川护熙等。还有一些首相如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等也留下了日记。例如，中曾根曾表示，他将自己视为历史法庭的被告，并认为有义务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充分说明，因此有意识地留下了许多史料。此外，“日记的世界”还包括战后议会事务局相关人士如寺光忠和铃木隆夫的日记。战后，国会地位显著提高，但也面临诸多复杂问题。这些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逐一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

总结与感想
非文学性日记的内容大多显得冗长。记录型日记以客观记述事实为目的，自由型日记则无意于取悦读者，因此显得理所当然。然而，生活中总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这些事件为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寻常的节奏，而这种日常与非日常的反复，或许会让读者有意外的发现。

希望本次对“日记的世界”的介绍能够为您带来愉悦与收获。

https://www.ndl.go.jp/nikki/introduction/

http://kiyou.lib.agu.ac.jp/pdf/kiyou_02F/02__26F/02__26_85.pdf